HoneyHoney

很小的时候，是听着姐姐留下的磁带长大的，那会儿有青苹果乐园，那会儿有小芳，还有一串串和现在格调显得很是不同的音乐。他们已经渐渐远离了现在的我。

当自己回家看《老男孩》的时候，自己很容易看到了片子后面想要说的东西。将那些喧嚣的，夺目的，混淆视听的抹去，留下的，就是对于梦想的追逐，无论自己还是否年轻，无论自己现在贫穷贵贱。

就算年轻的时候是多么的狂妄自大，无视纪律，喧嚣下，自己还有着一份梦想。可能，这份梦想不曾实现过，但是，他们曾经努力过，执着过。后来，长大了，成家了，是否岁月的痕迹将自己慢慢淹没，也似乎变得所谓的"成熟"了，但，有人，还是会夜里爬起来，执着曾经年轻的梦。

谢谢《老男孩》，谢谢筷子组合。

此外，片子隐射很多东西，比如《欢乐男声》的商业操作后幕，包小白的形象，社会上各色各样的人群。

《错误》席慕容

假如爱情可以解释 
誓言可以修改 
假如你我的相遇 
可以重新安排 

那么 
生活就会比较容易 
假如有一天 
我终于能将你忘记 

然而这不是 
随便传说的故事 
也不是明天才要 
上演的戏剧 
我无法找出原稿 
然后将你 
将你一笔抹去

昨晚看新闻，说赵薇得影后了，自己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

9月8日去了西安，一是公司举行的员工活动，集体去了西安；二则是去参加lily的婚礼；三则去见见老同学们。

本来近来感情的问题，自己希望能够离开成都，去西安上班。但是后来还是想呆在成都，自己毕竟不能够这么感情用事，就算自己离开了成都，如果说自己 心里放不下，跑到天涯海角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权当去西安是散散心吧！

lily是我师傅，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哈~早早就给我说要我好好加油锻炼，争取在城墙马拉松上面拿奖品，然后我的奖品都归她。我口头上面满是答 应，但是还是没有去锻炼：谁让我在Endurance这个team里面呢！后来城墙马拉松上面，成绩果然比去年落了几个名次，lily说："正 常！经过Endurance经过一年的磨练，都这个样子了。"（PS：为什么Uncle比去年还好呢？难道是因为他知道Endurance的水深 火热，早早跑到Architecture去了。）由于是折返跑，由西安城墙的南门到东门再折回，我想还是和去年一样，前半截按照自己的速度，不是 很快得跑。结果早早就发现有人回来了，自己一下意识到"遭了，算错了。"我就开始努力跑啊，一个一个地超，最后追到了第八。到那奖品的时候，自己 一下又无语了：去年杯具，今年餐具。心里不禁问一句：敢问，明年会是什么呢？敢不敢来个洗具？

lily的婚礼是在9月9日，就是城墙跑步的前一天。我向她要了照片，还有一些视频。参加完了以后，两个感觉：
1. chuan会给lily最好的。
2. 我也要给她最好的。

这次还是对不住猴子他们。本来说这次还是要好好聚聚的，但是时间安排的满满的，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真希望自己能够和猴子聊聊软件方面的东西，希望 他能够帮我更多。还好有锤子照顾我，也没有机会陪锤子，回去就呼啦呼啦了。

Phoenix Zhong

9号到西安参加了lily的婚礼，感觉就是脑袋一热：chuan会给lily最好的。

他们会去康定拍婚纱照，会去西藏旅游，会举办一个只邀请40来个人的婚礼。

chuan会说，“不要骑自行车，至少也要开一辆车带lily出去玩。”

我以为，我只会接触到那种吵闹的婚礼。但是，现在没有了。

编者按：施一公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饶毅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近日，两位科学家联合撰文，讨论目前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他们认为，目前正是中国打破研究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建立健康研究文化的时机，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所有新的研究基金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再依赖私人关系。

 

此文英文版在9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以社论形式发表。

 

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院长  

 

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甚至超过了中国最乐观的科学家们的预期。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

 

尽管对于一些比如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小型研究经费来说，科学优劣可能仍然是能否获得经费的关键因素，但是，对来自政府各部门的巨型项目来说，科学优劣的相关性就小多了，这些项目的经费从几千万元到几亿元人民币。对后者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研究领域和项目颁发的申请指南。表面上，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勾画“国家重大需求”；然而，项目的申请指南却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国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谁基本一目了然。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负责编写年度申请指南。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所谓“专家意见”不过反映了很小部分官员及其赏识的科学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不仅压抑了创新，也让每个人都很清楚：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最重要，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部分人认为除了接受这些惯例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在中国，相当比率的研究人员花了过多精力拉关系，却没有足够时间参加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作研究或培养学生（甚至不乏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很多人因为太忙而在原单位不见其踪影。有些人本身已成为这种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更多地是基于关系，而非学术优劣来评审经费申请者。

 

无须陈述科学研究和经费管理中的伦理规章，因为绝大多数中国研究界的权势人物都在工业化国家接受过教育。然而，全面改变这一体制并非易事。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拒绝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部分反对不健康文化的人，因为害怕失去未来获得基金的机会，选择了沉默；其他希望有所改变的人们则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承担改革可能失败的风险。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顶梁柱，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